在学习步骤安排方面，强调写生先是指向素描，其次才是色彩。从教学意识上，教育者普遍重视素描，海外求学经历使他们认识到，素描是学习油画的重要前提。从学理上说，西画与中国画的一个重要差别是立体感，而这种形体的真实感，均依赖素描的明暗关系加以塑造。陈抱一曾指出：“实习油画之前，最少先要有二三年素描研究的基础，所以近世的美术学校，都使学生先习素描的写生。”[5]林风眠也强调素描基础训练的长期性与必要性，“我认为学习绘画的都必须先学素描，三年以后再选专业。”[6]

[6] 李树声：《访问林风眠的笔迹》，转引自赵力、余丁编著：《1542—2000中国油画文献》，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486页。

与此类似，留学欧洲的中国美术学生，则将欧洲的美术学院教育、尤其是法国的美术学院教育模式引进中国，为正规的现代美术体制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将西方现代派或写实油画的表现方法落实于院校教学。如林风眠、林文铮、徐悲鸿、刘海粟、颜文樑、唐一禾、庞薰琹、吕斯百、常书鸿、秦宣夫、司徒乔、吴作人等，这些人回国后，逐步形成了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上的法国体系。这一点在杭州国立艺术院体现尤为明显，“从授课方式和教学观点的角度看，当时的杭州艺专近乎是法国美术院校的中国分校。”[12]法国体系在30年代获得了极大的推广实行，1927年成立的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在徐悲鸿等留法画家主持下导入法国体系。1931年颜文樑从法国留学回来，对苏州美术学校进行法式的转轨。

留洋学画的学生归国后，为发挥所长，他们通常栖身于美术学校。此时，现代学校的开设，不仅为油画的引入创造了物质条件，也为留学生们提供了传播阵地。西画最早出现在图画手工科中，后作为技法在私人美术学校中加以传授，在各种私立与公立美术学校成立的过程中，油画正式独立为主要科目。通过效仿日本与欧洲的教学体系，油画教学走向了正规化、学理化、系统化，并逐渐显现良好的发展生态。在这一过程中，教育家的倡导呼吁和留学生的教学实践与创作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5] 陈抱一：《油画是什么》，《申报·艺术界》1925年10月14日。

为保证课程教学的正常实施，教育者还十分注重完善教学条件，为实践练习与理论教学创造好的环境，以徐悲鸿在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19]的美术教育活动为例。国立中央大学为当时(1927年)中国最高的国立教育机构。蔡元培担任大学院院长以后，决定在国立中央大学开设艺术系科。1928年，由原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艺术教育专修科改组为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专修科，分设国画、音乐、手工三组，聘请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徐悲鸿担任教授，主持绘画教学。艺术专修科绘画初创时，教学条件简陋，后来在徐悲鸿的主持下，逐步完善，设有石膏教室、人体教室、静物教室、国画教室、图案教室、理论教室等。在教学环境不断改善的同时，该校开设的课程已经相当完善：“实象模写、素描、油画、风景静物、临画、书法、篆刻、图案、构图、透视学、艺用人体解剖学、色彩论、中国美术史、西洋美术史、美学。”[20]

一时间，全国各地美术学校如雨后春笋，纷纷冒出。较为著名的私立美术学校有：上海图画美术院(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图1-2-1)、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图1-2-2)，公立美术学校有：国立北京美术学校、杭州国立艺术院、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图1-2-3)等。其办学的目的，正如1928年成立的国立艺术院在教育大纲所言：“一为艺术创作人才，一为艺术教育人才，一趋于提高，一趋于普及。”美术专门学校的出现，为油画的本土传播创造了良机，办学者多将油画作为重点课程加以开设，其技法得到循序渐进的传授，并风貌各异，不同流派、体系、风格包容并存，自由争鸣，从学校到民间渐为人知。

[12] 吴冠中：《出了象牙塔》，转引自潘公凯：《中国现代美术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版，第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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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朱伯雄，陈瑞林：《中国早期油画的纵向反思》，转引自赵力、余丁编著：《1542—2000中国油画文献》，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282页。

重视写生

美术教育使油画获得传习之地，经油画家的努力，与油画相关的创作、研究、讨论等得以充分展开，最早的中国油画教学形态与体系已被建立起来，作为本土传播的重要前站，美术教育功不可没。

▲图1–2–71937 年广州市市立美术学校师生旅行写生

不同体系、流派、画室的并存，得益于学术自由的时风，为油画教学开创了宽松活泼气氛，有利于不同画风的探索与交流。无论日系、欧系，都得到了一定的尊重，并拥有表达的自由，这种百花齐放的美好光景，成为20世纪此期中国油画的一大亮点。

[18] 李超：《中国现代油画史》，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第83页。

[20] 卓庵：《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科概括》，转引自《中国美术会季刊》1936年第一卷第二期。该文另记录，在绘画方面的教员及担任课目如下：“徐悲鸿(主任)，素描、油画习作、构图”，“陈之佛，图案、色彩论、西洋美术史、透视学、艺用人体解剖学”，“吕斯百，素描、油画及习作、风景、静物写生”，“吴作人，素描、油画及习作”，“张安治，素描”，“傅抱石，中国美术史”。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油画是一门需要高度表现技巧的画种，尤其写实油画，即便现代派绘画，也需要一定的造型能力，因此，引进油画，便意味着一系列课程的开设，以助于学生获得造型技能。当时的美术学校，无一不在这些方面着力，从室内石膏模型写生、静物写生、人物写生到户外室外风景写生。层层深入，步步推进，这是一条由易到难的学习路径，各美术学校遵循着步骤，在引进和仿照日本与法国巴黎美术学院教学的同时，努力探索适合中国需要的新路。甚至某些课程的开设还要与世俗观念对抗，经历了据理力争的艰难。此时的油画教学，几乎原版引进西式教学，以公开办学，提倡写生方法为显著特征，与传统中国绘画师徒传授、临摹学习的方式迥然不同。

[17] 陈瑞林：《20世纪中国美术教育历史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79页。

注释：

油画教学中不仅采用石膏模型教学，静物写生和户外写生也得到重视，其中，户外写生渐成风气。“陈抱一于1915年始于上海图画美术院时，即力图实施正规的西画训练，倡导石膏写生与实地写生。”[7]他“反对临摹，打破沿袭传统以临画为主的西画美术教育框架。”[8]1917年上海图画美术院修改学则，明确提倡写生，此后将一年两次写生列为课程形成制度(图1-2-4)。“1918年，由刘海粟带领两班学生15人赴杭州开展写生教学。白天外出对景作画，晚上则聚集宿舍，由教师评议作业，同学间互相切磋，学业进步很快，由于野外写生当时鲜见，作画时，“聚而观者，途为之塞”。上海各报首先为之报道宣传”。[9]颜文樑也提倡学生外出旅行写生，曾组织学生赴镇江、杭州等地写生。先后在南京、镇江、无锡、上海等地举行写生作品展览，受到社会好评。

通过以上学校的课程可以看出，一方面，基础课程已臻完备，如素描、色彩学、艺术解剖学、透视学、构图等，这些课程保证了学生造型能力的获得。另一方面，在培养专业能力时，已注重开设与艺术相关的史论课程，以完备其人文素养，如中国美术史、西洋美术史、美学、艺术哲学、艺术概论等，这些课程形成一个实践与理论兼有的知识体系，目的显然是为了培养全面的艺术家型的人才，或者高素质的教育者，而非仅仅具有一些表现技巧的普通画师。美术学校的教育体系，不乏模仿效应，但毕竟在借鉴的基础上，开始探索有本土特色的油画教学体系，比如书法、中国美术史的开设。

此后，美术学校采用模特儿写生教学逐渐为社会所了解，上海、北京等地的美术学校相继开设了人体写生课程(图1-2-6)，教育部颁布新学制正式将人体写生列入美术学校课程。模特儿之争，演练了一场新旧文化的正面交锋，彰显了教育者为推进表现难度最高的油画教学课程的决心和勇气。

湖北荆州人。1994年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2000年获该院美术学硕士学位。2008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获博士学位。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大学文理学院美术史系访问学者。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近年在《美术》《美术观察》《中国文艺评论》等专业刊物上独立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民族化再探索——1949至1966年中国油画的重要实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中国油画本土化百年（1900—2000)（人民出版社，2017年）。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艺术学青年项目1项，2篇文章分别入选第十一届(2009)、第十二届全国美展(2014)“当代美术创作论坛”。曾获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优秀博士论文奖(2008年)，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二等奖(2014年)，2016中国文艺评论年度优秀评论作品，“历史与现状”首届青年艺术成果优秀论文奖（2017年）。

[13] 李超：《中国现代油画史》，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第101页。

[9] 陈瑞林：《20世纪中国美术教育历史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81页。

▲图1–2–51913 年李叔同（后排右中立者）

编者按：2017年11月，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教授李昌菊的最新著作《中国油画本土化百年（1900—2000）》在人民出版社出版。20世纪初，油画作为改良中国画的重要画种引进中国，参与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经过几代油画家的努力，油画已成为本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1–2–6人体写生课

▲图1–2–320世纪30年代中央大学艺术系教职员合影

(责任编辑：武汉三度艺术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