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育思想的影响，美术学校办学观念开放，对于留日、留欧的油画家们广采博纳，这种可贵的时风，保证了多种油画表现风格样式的进入。在不同体系、流派各领风骚，相争相融的时候，有一种与西方油画教育接轨的方式，已被建立，这便是画室制。这是一个重要举措，画室制利于学生自由选择，也利于维护画风的多样性。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提倡不同艺术流派风格并存，学生自由学习。学校仿效西方美术学院开展画室制教学，学生不限年级，可随艺术旨趣自行选择导师。“1925年上海美专西洋画系开设汪亚尘教室、刘海粟教室、李毅士教室、王济远教室。学生不限年级，可自由选择进入学习。1935年，西洋画系增设王远勃画室、潘玉良画室、张弦画室、倪贻德画室、刘抗画室等。不同的画室具有不同的艺术风格追求。”[14]抗战期间，国立杭州艺专的西画系不少教授曾留学日本和欧洲，有着鲜明的艺术风格和流派，教学方法各具特色。“这一时期在西画系先后任教的教师主要有林风眠、吴大羽、李超士、方干民、常书鸿、王曼硕、秦宣夫、李瑞年、丁衍镛、吴作人、胡善余(1909—1993)、吕霞光(1906—1994)、朱德群(1920—)、倪贻德(1901—1970)、关良 (1900—1986)、赵无极(1921—)、庄子曼、谢投八(1902—1995)、周碧初(1903—1995)等人。1945年西画系创画室制，画室各由一位教授主持，西画系本科二年级学生均可自选画室进入学习。”[15]

[10] 陈抱一：《洋画运动过程略记(续)》，转引自李超：《中国现代油画史》，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第68页。

油画既是美术学校的重要科目，与之相关的课程教学便逐渐得以开设与完备。除美术基础训练外，美术学校基本都重视理论教学。技法理论有透视学、色彩学等，理论课程有美学、中外美术史、艺术教育学等。如早期的上海图画美术院，“学校开办初期很不稳定，教学环境恶劣，校舍东租西借，办学经费拮据，教学条件简陋。刘海粟自幼喜好绘画，却没有接受过系统正规的新式美术教育，他在此时参加了日本东京美术函授学校的学习，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透视学、色彩学、木炭画技法等科目，并且将这些课程转化成为上海图画美术院的教学内容”。[17]颜文樑也是如此，他对于各科的教学，特别强调造型艺术的基础教育，坚持严格的素描写生训练，亲自教授素描、油画、透视、色彩学，努力培养学生的写实能力，提倡学生外出旅行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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