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先生的鼓励我别提多兴奋。改好画，他话锋一转说：“你虽然临摹了一些作品，但只临得貌合神离。象山石的‘皴’法，你没有很好地掌握。其实各种‘皴’，只是表现山体的明暗脉络的一种方法，如披麻皴、斧劈皴等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山川就有不同的表现方法，不能拘泥一种具体什么皴法。”

“画本所无，活本所有”，王老为了发现表现大自然的美，曾背负行装踏遍名山大川，深入田间地头，发掘自然美，激发艺术灵感。王老没有去过农场，我带去的棉花、芦苇，甚至不知名的野花写生稿虽然粗劣，“不堪入目”，但都受到老先生的赞赏。按现在流行的说法，这就是一种原生态的艺术。

1976年初一的清晨，王老带着对生活的眷恋，对亲友的眷恋，对故乡的眷恋，突然像紫藤画一样从窗户飘下去，殒落杭州。

1976年金秋十月，全国人民终于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送上了历史审判台。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了全面纠正。而后，全国范围内对冤、假、错案进行平反昭雪。不久，湖北艺术学院给王霞宙先生平反。王霞宙先生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蒙受的不白之冤终于沉冤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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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过来！我给你看一张新画的画。” 他一边说一边颤抖抖地站起，从桌边的宣纸堆里抽出一幅画。

展览的前言写道：王霞宙先生的逝世，是我省（湖北省）美术事业的重大损失，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艺术之花将永远在我们心中开放。今天，画家笔下的这些山花野卉，香犹在，露未晞，依然是那样生机勃勃，它有力地证明：只有植根于生活沃壤中的花朵才是真正的艺术；而真正的艺术是永远不会凋落的，这既是对我们的启示，也是对死者的告慰。

我们农场位于钱塘江边，这里是广袤的盐碱沙地，除了知识青年便是无边无际芦苇荡、棉花地、水稻田，及不时飞过的水鸟。改造盐碱地，改造思想，我们白天面朝黄土背朝天，晚上睡在竹榻上倾听怒吼的钱江涛声。生活很无趣，但大家照样憧憬着未来，物质贫乏，没有教材没有师资，但广大知青还是利用点滴闲余时间学习，昏暗灯光，吱吱嘎嘎的竹塌床，就成了大家的课堂书桌。

楚国故土，故土难离，王老思念家乡，思念故土，有家不能回。看到王老这种情景，我无可奈何又爱莫能助，每到这时我只能和他闲谈一些杭州的市井趣事，民风民俗，企图和他分担忧愁。

“我爸爸就是这个犟脾气，今晚他非来不可，一定要取回画，我又拗不过他。”王阿姨也显得十分无奈。

“小叶，这天送你的紫藤由于画前考虑不周全，局部处理琐碎，不成功。这张我先拿回去，再画一张更好的给你，好不？”

我一听说有画画的“学术权威”，一把拉住他的手连珠炮地问：这个爷爷姓什么叫什么名字？能不能带我去认识认识？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莫提莫提。我现在画也不画，身体不好，连走路都摇摇晃晃，怎么还好教人哪？不行的不行的。”王老边说边使劲摆手，再次回绝了我。

王老哆嗦地站起来，走过来摸摸我的手，心痛地说：“别说了，手都冻成铁条了，快把雪掸掉，莫冻坏了。”待我坐一会儿，爷爷就拿出一张画，这是爷爷生前给我的最后一张画。

到了王老这里，王阿姨连忙帮我掸雪，这时我顽皮地做了个鬼脸：“爷爷，您看我像不像‘白毛男’？”

在杭州短暂的几年里，使我有机会结识了这位德高望重的师长。

1980年1月15日－2月3日，中国美术家协会武汉分会在汉口武汉展览馆主办《王霞宙国画遗作展览》，展览前主办单位来函邀请我参观展览。当时我刚成为一名人民教师。“文革”后百废待兴，繁忙的教学工作使我不能抽身赴武汉现场参观王老遗作展览，留下终身遗憾。

我多次看到王老画紫藤，很想收藏并临摹王老的紫藤。

半个世纪前，我初中毕业便辍学下放到乔司农场当知青，一次偶然的机会有幸认识了王霞宙先生，虽然年纪相差近五十岁，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我们却成了一对忘年交，王霞宙老先生是我的恩师也是我倾诉肺腑之言的朋友。

(责任编辑：武汉三度艺术机构)